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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檢視與完善
——以基層法院為視角
  發布時間:2016-11-10 16:52:03 打印 字號: | |

王聰 孫曉冉 

 

【論文提要】構建并完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必須是在確保司法公正的根本前提下,不斷優化司法資源配置,提高訴訟效率,實現司法公正與訴訟效率之間的有機平衡。

筆者就職的基層法院即是試點法院之一,本院所有刑事速裁案件集中由本人審理,通過對過去一年多司法實踐的,實證分析發現,適用速裁程序審理的刑事案件訴訟效率獲得較大提高,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得到充分保障,量刑協商機制得以良好運行。但在總結有益經驗的同時我們也發現了諸多現實問題,主要表現為:適用范圍的局限性、程序啟動的困難性、庭前準備的繁瑣性、庭審功能的削弱性和量刑結果的失衡性等。

解決上述問題,推動刑事速裁程序良性發展,需要積極探索速裁程序完善的路徑:一是擴大速裁程序的適用范圍,擴展案件類型、條件范圍等積極條件,修正排除性規定的消極條件;二是完善被告人權利保障程序,充分保障被告人的知情權、自愿認罪權、程序選擇權和獲得法律幫助權;三是建立有效的速裁程序啟動機制,提高刑事速裁程序的適用率;四是簡化刑事速裁案件庭前程序,實現從偵查到刑罰執行的速決效果;五是建立刑事速裁案件書面審理制度,法院對案件事實、證據、定罪量刑進行審查,對符合條件的案件閱卷后直接作出判決;六是建立刑事速裁案件一審終審制,最大限度節約司法資源并達到案結事了的目的;七是探索建立刑事速裁案件量刑規范化,統一各類速裁案件的量刑尺度。

 

 

引言

近年來,我國刑事案件大幅增長,不斷分割著有限的司法資源,以2013年至2015年為例,全國各級法院共審結一審刑事案件分別為95.4萬件、102.3萬件、109.9萬件,同比增長率分別為3%、7.2%、7.5%。[1]為分流刑事案件、緩解審判壓力,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布了《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辦法》(以下簡稱《辦法》),開始了刑事速裁程序的探索,在全國18個地區開展試點工作,筆者所就職的基層法院即是試點法院之一,而本院所有刑事速裁案件又集中由本人審理,結合過去一年多的司法實踐,我們發現,刑事速裁程序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確實發揮重要效果,提高了刑事案件審理的質量與效率,優化了司法資源的配置。但通過參與刑事速裁案件審理實踐、階段性調研、法官座談等活動,我們也發現速裁程序適用過程中呈現的不少問題,如何完善速裁程序的設置,最大化地發揮其效用,成為未來刑事司法改革必須面臨的重要課題。

 

一、理論之基: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價值追求

構建并完善刑事速裁程序,正當性來源于其價值定位,即在堅持司法公正的根本前提下,不斷優化司法資源配置,提高訴訟效率,實現司法公正與訴訟效率之間的有機平衡。

(一)價值根本——確保司法公正

“實現公正是司法活動追求的首要目標,廣義的司法公正應包括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其中,程序公正的最低限度標準至少應該包括程序的訴訟性、及時性和參與性。”[2]刑事訴訟對公正的追求更多地體現為程序公正,刑事速裁程序應當堅持公正優先的基本原則。

首先,程序的訴訟性要求刑事速裁程序在整個過程應符合控、辯、裁三方訴訟結構,滿足控辯平等、裁判中立的訴訟格局;其次,程序的及時性要求刑事速裁程序要在確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盡可能地縮短辦案期限,減輕被告人訴累。當然,訴訟進程也不能過于倉促,否則無法保證控辯雙方的有效對抗,損害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影響案件的事實認定和裁判結果;最后,程序的參與性要求速裁程序中的控、辯、裁三方都能充分地參與,尤其是被告人一方,應當保證其有充分表達的機會,確保其知情權、程序選擇權、辯護權和獲得法律援助等權利的有效行使,充分參與到速裁程序之中。

(二)目標追求——提高訴訟效率

“公正是司法活動永恒的主題,然而效率低下的訴訟往往使公正喪失意義。”[3]刑事速裁程序的設立更多地是為了優化司法資源配置,提高訴訟效率。根據《辦法》規定,適用速裁程序,檢察院需在受理案件后8日內作出是否提起公訴的決定,法院7日內審結,開庭時可以不組織法庭調查及法庭辯論,裁判文書可以簡化,這些措施都能有效提高訴訟效率,及時懲治犯罪。

速裁程序對訴訟效率的追求,并不影響其公正目標的實現,因為提高訴訟效率,能夠將有限的司法資源分配到其他重大、惡性、社會危害程度高的刑事案件上來,保證這些案件的審判質量和效果,讓公眾享受更多的司法救助機會,提高司法機關的公信度和認可度。構建速裁程序,通過多元化的司法資源分流機制,能夠更有針對性、更有效地確保個案公正,進而更大程度地實現司法公正總量的增值。[4]

 

二、現狀透視: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司法解讀

刑事速裁程序試點工作開展以來,積累了一些經驗,速裁程序的優勢逐漸顯現。而與此同時,也為發現并解決速裁程序適用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提供了實踐基礎。

(一)經驗積累

1.訴訟效率大幅提升

速裁程序的核心是“速”,其高效性貫穿于整個刑事訴訟程序之中。根據《辦法》規定,適用速裁程序的刑事案件,檢察院受理案件后8日內決定是否提起公訴,法院受理后7日內審結;司法局收到委托書后5 日內完成調查評估并且出具評估意見。[5]從全國中期統計結果來看,適用速裁程序的刑事案件,審查起訴時間平均為5.7天,法院審限在10日內的占94%,當庭宣判率達95%,分別較簡易程序高出58%20%。[6]從筆者所在法院近一年的司法實踐來看,適用速裁程序審理的刑事案件共46件,均由本人負責辦理,其中有95%的案件在10分鐘內完成庭審,99%的案件在7個工作日內審結,所有案件均當庭宣判。[7]這種集中立案、集中開庭、專人出庭、專人審理、當庭宣判的審判方式,有效地推動刑事案件繁簡分流,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減輕我院刑事法官的審判壓力。

2.訴訟權利充分保障

速裁程序以高效性和及時性為核心而建立,能有效提高訴訟效率,避免長期或超期羈押的現象,減輕被告人訴累,對被告人從輕量刑處罰,有效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同時不可否認,在速裁程序中被告人的部分權利被削減,但《辦法》又從更為寬泛的角度對其權利給予保障。首先,嚴格羈押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審查,盡可能縮短審前羈押時間或采取非羈押性強制措施,筆者所在法院刑事速裁案件非羈押性強制措施適用率為61%;其次,建立法律援助律師值班制度,保證被告人充分了解速裁程序的相關規定及適用后果,幫助進行程序選擇及辯護。[8]筆者所在直轄市參與試點的10家法院中,共有8家建立了該制度,包括筆者所在的法院;另外,賦予被告人以信息安全為由申請不公開審理的權利,保護其隱私和名譽[9]。

此外,法院對速裁程序的啟動和證據審查也尤為謹慎,筆者在審判實踐中啟動速裁程序所把握的標準是案件證據完備,或證據雖不完備但在短期內可以及時取得,則需轉為其他程序審理,截止目前筆者所在法院尚無案件因證據瑕疵進行程序轉換。從裁判結果來看,適用速裁程序審理的刑事案件服判息訴率高,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告人對裁判結果的可接受度和司法的公正性。筆者所在法院該項指標達到80.4%,較其他刑事案件高9個百分點。

3.“量刑協商”機制運行良好

在速裁程序中,被告人被限制了一定的訴訟權利,為彌補該損失便設置了檢察機關與犯罪嫌疑人之間的“量刑協商機制”,即在審查起訴階段,若犯罪嫌疑人對檢察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定罪量刑建議及適用速裁程序均無異議,并簽字具結的,檢察機關即可建議法院適用速裁程序審理該案件;[10]若犯罪嫌疑人對量刑建議不予認可,雙方可繼續協商,檢察機關根據具體案情審查能否進一步在法定幅度內從寬量刑,仍協商不成的則適用其他訴訟程序。在整個協商過程中,簽字具結意味著雙方協商成功。法院審理階段決定適用速裁程序的,也需要檢察院重新就量刑建議與被告人進行協商,征得被告人同意后簽字具結。在刑事速裁案件中,檢察機關與被告人之間的協商機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量刑協商機制”在形式上類似于大陸法系的“處罰令”,在實質上又類似于英美法系的“訴辯交易”,但又都不盡相同,仍需我們在司法實踐不斷探索并完善。

(二)問題反思

1.適用范圍的局限性

隨著試點工作的不斷推進和速裁程序的廣泛適用,《辦法》中關于刑事速裁程序案件適用范圍規定的局限性開始顯現。

一是適用案件類型少?!掇k法》限定了速裁程序適用的11類犯罪,但其他類型的輕微刑事案件,往往數量較多而且符合速裁程序的其他適用條件,與這11類刑事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并無太大區別,僅僅因罪名未被納入適用范圍而被排除,這就降低了速裁程序的適用率,無形中浪費了較多司法資源。如筆者所在法院數量居多的故意毀壞財物、職務侵占等案件,均能夠適用速裁程序來審理。

二是適用案件條件窄?!掇k法》局限于法定刑在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判處拘役、管制、依法單處罰金的案件,但我國法定刑沒有1年的界限,而以1年作為分界線且限于11類案件,并不利于分流案件和及時懲治犯罪。[11]據統計,我國近十年來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判處緩刑、拘役、管制及單處附加刑和免于刑事處罰的罪犯占所有判決生效人數的80%以上。[12]筆者所在法院近三年來該類案件更是占所有生效案件的87%,這其中多數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被告人能夠自愿認罪,對犯罪事實、適用法律和量刑建議也沒有異議,在這種情況下,多數被告人會同意適用速裁程序,以盡快結束訴訟,獲得從寬刑罰。

三是適用主體范圍小。如《辦法》中規定,未成年人、殘障人士不適用速裁程序,但身體上的缺陷并不真正影響速裁程序適用的正當性和效果。適用速裁程序的刑事案件,在量刑上一般從輕處罰,且審限更短,更能充分保障被告人合法權益,因此可以考慮把未成年人、老年人、孕婦、殘障人士犯罪案件納入速裁程序的適用范圍。

2.程序啟動的困難性

筆者所在法院近一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刑事速裁程序的適用率僅為18.3%,符合速裁條件的案件中近40%未按速裁程序審理,其主要原因是速裁程序啟動較為困難。首先,從偵查機關角度看,《辦法》雖未對偵查期限進行明確限定,但也不宜拖沓,立案后應及時偵查終結并移送審查起訴。筆者所在地區制定的《關于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實施細則(試行)》(以下簡稱《實施細則》)將偵查期限明確限定為“犯罪嫌疑人到案后或逮捕決定作出后的30日內”,這種限制使得偵查工作更加緊迫,偵查機關難免有所抵觸,從而導致部分滿足條件的刑事案件未能啟動適用速裁程序。其次,從審查起訴角度看,《辦法》規定檢察院可指派專人負責速裁案件,案件承辦人與出庭公訴人可以不同,但實踐中,量刑建議應該由誰提出?二者意見不一致時又該如何處理?這些具體操作細節正在成為速裁程序啟動和效果發揮的制約因素。此外,從審判角度看,庭前程序的繁瑣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官適用速裁程序的積極性。

3.庭前程序的繁瑣性

速裁程序的高效性目前主要體現在庭審程序的簡化,但庭前程序依然比較繁瑣,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速裁程序的高效優勢。速裁程序庭前準備分為對內準備和對外準備。其中,對內準備的主要工作是案件審查,因速裁案件必須當庭宣判,法官需在庭審前更加細致、全面地審查案件,確定事實證據、法律適用、量刑建議不存在異議,從而避免在庭審中因不能適用速裁程序審理而變更訴訟程序的情況發生,影響訴訟效率。對外準備工作主要涉及與檢察院、司法局等部門的工作對接。以被告人換押手續為例,對在押被告人依法變更訴訟程序的,均應辦理換押手續,但速裁程序審限僅有7日,法院在檢察院移送起訴后,還要派人到看守所辦理換押手續,這種機械做法會造成送達效率低下。

4.庭審功能的削弱性

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是深化刑事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以審判為中心”要求偵查、起訴和辯護等各訴訟環節都要圍繞審判而展開,庭審是審判的中心環節,庭審應當實質化而不能流于形式,事實證據調查、定罪量刑辯論、裁判結果形成均產生于庭審。”[13]而速裁程序的快速特點恰恰體現在庭審程序的簡化,筆者在適用速裁程序審理刑事案件時,一律采取“三段式模式”,即“摘要宣讀起訴書→被告人最后陳述→當庭宣判”,不再進行法庭調查和辯論,庭審時間控制在10分鐘以內。在速裁程序中,“以審判為中心”的精神更多體現在庭前準備環節,該環節實質上已經具備了程序性準備和實質性審查的雙重職能,該階段法官需要對案卷材料全面審查,審查案件是否事實清楚、證據齊備、法律適用準確、量刑建議適當、符合速裁程序適用條件,并擬定判決意見。庭前程序分流了庭審的部分實質化內容,使得庭審漸變為形式化審理,不再成為審判的中心環節。

5.量刑結果的失衡性

刑事速裁程序的設置初衷是提高審判效率,促進案件繁簡分流,節約司法資源。適用速裁程序的刑事案件,因被告人自愿認罪、取得被害人諒解,且被限制部分訴訟權利,應體現量刑激勵的精神,給予被告人從寬處罰。世界各國普遍重視量刑激勵功能在促進案件繁簡分流、節約司法資源方面的突出作用。許多國家也積極發揮量刑激勵功能鼓勵被告人自愿認罪,以意大利為例,如果被告人認罪并且選擇不再接受審判,法官對其量刑時可以減少三分之一的刑期。[14]但從目前筆者所在法院的試點實踐來看,速裁案件非監禁刑的適用比例為61%,僅比其他刑事案件的非監禁刑適用比例僅高1個百分點。同時,實踐中對在押被告人更多的選擇是判處短期監禁刑,即“押多長判多長”,該種做法與刑事速裁程序的價值背道而馳,使速裁程序的量刑寬松和量刑激勵價值不能得到充分體現。另外,不同試點法院在速裁程序中對同一類案件刑罰掌握的尺度存在較大的差別,量刑均衡度較低。

 

三、解決之道: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完善路徑

刑事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成效顯著,但同時也暴露出不少立法缺陷和司法實踐的不足,探索完善刑事速裁程序的完善路徑成為當務之急。

(一)探索擴大速裁程序的適用范圍

1.擴展速裁程序適用的積極條件

鑒于我國的試點實踐和域外的司法經驗,為更有效分流案件,提高訴訟效率,面對現行刑事速裁程序適用范圍過窄的弊端,可以考慮擴展速裁程序適用的積極條件。

第一,適用罪名方面,建議對《辦法》第一條設定一個抽象的兜底條款,從而擴展適用速裁程序的案件類型,這樣即能突出全國范圍內的常見輕微刑事犯罪,同時又能兼顧到具有地方性特色的犯罪,如筆者所在法院數量較大的故意毀壞財物犯罪、職務侵占罪等,從而最大程度地提高速裁程序的適用率,充分發揮速裁程序的價值。

第二,適用條件方面,建議“以法定刑檔為標準,逐步擴大速裁程序的適用范圍”。[15]速裁程序適用于輕微刑事案件,而刑法分則對輕微刑事案件一般處以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可將適用速裁程序案件的刑檔上限由1年上調至3年。作如此調整,并不會導致簡易程序獨任制審判與速裁程序的合并,因為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大多數是被告人認罪的案件,法定刑3年以上的案件,只要被告人認罪,具備一定條件時也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如因被告人是累犯、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等原因不適宜速裁程序的案件,適用普通程序又會對司法資源造成不必要的占用,則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從而促使速裁程序和簡易程序的選擇更加明確化。同時,將速裁程序的適用刑期檔上調至3年也并不會因法官、檢察官的量刑裁量權的擴大而導致司法風險放大,因為此類輕微刑事案件并無太多司法風險。

2.修正速裁程序適用的消極條件

《辦法》第二條對速裁程序適用的消極條件進行了列舉,對不適用速裁程序審理的刑事案件作出了排除性規定,但有不完備之處,建議做如下修改:

一是刪除《辦法》第二條(一)項,被告人身體殘障不應構成速裁程序的禁止性適用條件。因為對于被告人而言,速裁程序在量刑和訴訟效率方面都是有益的,而因身體殘障就被剝奪被告人適用速裁程序的權利,是不公平的。從目前的立法本意來看,這種排除性規定是為了保護身體有殘障的被告人而設立的,但實質上只要完善速裁程序的權利保障機制,確保各階段公、檢、法、司等機關與殘疾人機構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如能及時為殘障人士提供訴訟便利,就不會影響速裁程序的適用質量和效率。

二是刪除《辦法》第二條(四)項,取消因量刑建議不當而禁止適用速裁程序的規定。因為對于法院而言,檢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議并無法律意義上的約束力,法院有依法獨立作出裁決的權力。若依照目前該項規定操作,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法院庭審趨于形式化,因此建議取消該項禁止適用刑事速裁程序的規定。

三是修正《辦法》第二條(五)項,將“沒有達成和解或調解協議”的規定改為“沒有積極賠償”,即只要被告人自愿認罪并認罰,并在其能力范圍內進行積極賠償,就可以適用刑事速裁程序。關于“積極賠償”的具體界定,則應由法官在審理中結合具體案件情況進行判斷。

(二)探索完善被告人權利保障程序

不可否認,程序的簡化某種程度上會導致被告人權利面臨被壓制的風險,要實現“簡程序而不減權利”,需要完善被告人權利保障程序。

1.完善被告人認罪自愿性審查程序。自愿認罪是一種法律行為,及時訴訟和減輕刑罰是被告人自愿認罪后在程序和實體上獲得的利益回報。適用速裁程序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被告人認罪,但實踐中不排除被告人出于其他目的認罪,因此,必須要加強對被告人認罪自愿性和真實性的審查,實踐中,檢察院可以通過行使法律監督權進行審查,法院可以在庭審的過程中通過詢問被告人對于犯罪事實指控、適用速裁程序、量刑建議的意見,要聽取控辯兩方意見和被告人最后陳述進行審查。

2.完善被告人知情權、程序選擇權和獲得法律幫助權等權利的保障程序。保障知情權,檢察機關應明確告知犯罪嫌疑人速裁程序的適用條件、內容及法律后果,尤其在沒有辯護人或援助律師時,辦案人員應及時向其公示收集的有關證據及被指控的犯罪事實,加強釋法說理,以確保犯罪嫌疑人是在了解自身處境后而作出理性選擇。保障程序選擇權,辦案人員可以在審訊時就犯罪嫌疑人是否同意適用速裁程序再次予以確認并簽字具結,不得有任何強制犯罪嫌疑人同意適用速裁程序的行為。保障獲得法律幫助權,及時告知被告人適用速裁程序所享有的法律援助值班律師援助權利,建立值班律師制度,通過建立律師值班室、派駐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公開律師電話、指派律師等形式,保證被告人可以就其案件定罪、量刑及是否適用速裁程序等問題提出咨詢,獲得及時而必要的法律援助。

(三)探索建立有效的速裁程序啟動機制

首先,在偵查階段,為提高偵查效率,可以對偵查機關的偵查期限作出一定的限制。針對輕微刑事案件,偵查工作的重點可以放在證據材料的搜集上。偵查終結后,符合速裁程序適用條件的,原則上以速裁程序移送審查起訴;其次,在審查起訴階段,當案件承辦人與出庭公訴人不是同一個人時,可以規定由承辦人負責對案件事實、證據的進行審查,案件定罪、量刑相關證據材料完備的,移交公訴人,由公訴人根據案件事實及所指控罪名提出相應的量刑建議,如此可以提高訴訟效率;在審判階段,法院可以直接決定啟用速裁程序,具體操作中,可以先由法院通知檢察院,然后檢察院與被告人之間進行“量刑協商”,達成一致后被告人簽字具結,檢察院出具適用速裁程序的建議書并提出量刑建議。

(四)探索簡化刑事速裁案件庭前程序

廣義而言,刑事速裁程序是從偵查到執行的速決程序,涉及案件偵查、起訴、審判和刑罰執行等多個環節,而簡化繁瑣的庭前程序是提高當前刑事速裁程序整體效率的關鍵。[16]

1.簡化偵查程序。《辦法》對偵查機關辦案期限未做具體限制,筆者所在地區制定的《實施細則》將限定為“犯罪嫌疑人到案后或逮捕決定作出后30日內”,這就為偵查機關快速辦理速裁案件提供了法定限制條件。為進一步簡化偵查程序,建議對可以適用速裁程序的犯罪嫌疑人一律不采取審前羈押強制措施,因為他們的人身危險性一般不高,沒有采取審前羈押強制措施的必要,如此還可以簡化審查起訴、審判過程中的送達、換押等手續。另外,對于常見罪名的證據收集和調取,可檢察機關制定相關指引規范,由偵查機關參考適用,以便于后續審查起訴、審判等程序順利進行。

2.簡化送達程序。針對在押的被告人,為方便法院送達,建議免除辦理換押手續的環節,而在格式化的具結書中增加“被告人是否同意人民法院于開庭當日向其送達起訴書副本,并告知其相關訴訟權利”的款項;針對不在押而且不同意開庭當日送達的被告人,則可以充分利用現代通訊手段,以電話、短信、傳真、電子郵件、郵遞等可以確認被告人收悉的簡便方式送達,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

(五)探索建立刑事速裁案件書面審理制度

“書面審理是指法院在審理刑事案件時,只就案件卷宗材料和起訴書進行審查,無需訴訟參與人出席法庭,而直接作出裁判的一種審理方式,能夠適用書面審理的刑事案件,必須事實清楚、法律適用無爭議。”[17]適用速裁程序審理的案件都是犯罪事實清楚、法律適用準確、量刑建議適當的輕微刑事案件。如前所述,速裁程序的庭審功能已經弱化,“摘要宣讀起訴書→被告人最后陳述→當庭宣判”的“三段式模式”,使得開庭純粹流于形式,開庭審理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浪費了有限的司法資源。

因此,可以探索對速裁案件采用采取書面審理方式:法院經審查后,如果認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罪名確定準確,量刑建議適當的,可以通過閱卷直接作出裁判;如果認為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而不符合條件的,則不能適用書面速裁程序;如果認為對罪名不準確、量刑建議不適當的,應當在重新征求檢察院和被告人意見后作出相應調整,檢察院或被告人若有一方不同意的,則不再適用書面審理程序。

(六)探索建立刑事速裁案件一審終審制

為最大限度地節約司法資源,可以比照民事訴訟中有關小額訴訟程序的做法,在刑事速裁程序中引入一審終審制度。從全國刑事速裁程序試點中期評估數據看來,速裁案件檢察機關抗訴率為0,被告人上訴率也僅有2%。[18]筆者所在法院適用速裁程序案件,服判息訴率亦是達到80.4%,且上訴案件多是以拖延時間的方式達到看守所服剩余刑期的目的,并非真正對裁判結果不滿。

同時,適用速裁程序的前提是被告人同意檢察機關量刑意見,法院審理時也會在檢察機關量刑建議幅度內或幅度下量刑,很少會出現被告人因不服裁判結果而上訴的情形,這也決定了速裁案件可以采用一審終審制,如此還可以避免少數被告人為拖延時間,對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一審裁判仍提起上訴,延誤速裁效率。因此,建議在充分保障被告人知情權和程序選擇權的基礎之上,對適用速裁程序審理的刑事案件,采用一審終審制。當出現確有錯誤的速裁案件時,可通過再審程序予以糾正。

(七)探索建立刑事速裁案件量刑規范化

《量刑指導意見》對量刑基本方法、常見量刑情節的適用、常見犯罪類型的量刑起點和幅度、加重刑罰等作出了明確規定,更加注重對犯罪事實和量刑情節的定性和定量分析,量刑過程更加透明,量刑結果也更加均衡。而適用速裁程序的輕微刑事案件,有些就屬于量刑規范化中的常見犯罪類型,如行賄罪、危險駕駛罪、在公共場所實施的擾亂公共秩序犯罪等,對于這些輕微刑事犯罪,若無規范化量刑的約束,很容易導致量刑失衡。因此,建立刑事速裁案件量刑規范化,對指導量刑具有重要意義。

探索建立速裁案件量刑規范化,至少應包括以下四個方面內容:一是堅持量刑從寬,與一般刑事案件相比,常見量刑情節對基準刑的調整幅度應該更大;二參照量刑規范化中常見犯罪類型的量刑規定,建立獨立的速裁案件量刑程式;三是賦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權,對擬定宣告刑的調整幅度不拘限在基準刑的20%以下;四對罪刑較輕、自愿認罪、符合法定條件的被告人,依法盡可能多地適用非監禁刑。[19]

 

結語

完善刑事速裁程序,需要立足本土的刑事司法現狀,在當前改革成效的基礎之上,認真審視已經取得的試點成績,同時理性反思仍然面臨的現實問題,不斷探索從宏觀層面進行整體制度規劃,從微觀層面對速裁程序加以修正完善,從而構建系統、科學、可行的制度體系,為刑事速裁程序逐步適應我國刑事司法實務的發展需求提供更加強大的支撐。

 

 

 

 



[1] 該數據來源于《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

[2] 劉廣三、李艷霞:《我國刑事速裁程序試點的反思與重構》,載《法學》2016年第2期,第156頁。

[3] 葉青主編:《刑事訴訟法學》,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1 頁。

[4] 參見樊崇義、劉文化:《我國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運作》,載《人民司法》2015年第11期,第41頁。

[5] 參見《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辦法》第七條、第八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

[6] 參見冉容、孟偉:《最高人民法院召開論證會評估刑案速裁程序試點中期成果》,載《人民法院報》2015827日第1版。

[7] 此處及下文中提到的所有關于筆者所在法院的統計數據均為20157月至20167月。

[8] 參見《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辦法》第四條。

[9] 參見《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辦法》第十二條。

[10] 參見《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辦法》第六條。

[11] 參見于同志:《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的經驗與啟示》,載《人民法院報》 20141022日第6版。

[12] 參見劉廣三、李艷霞:《我國刑事速裁程序試點的反思與重構》,載《法學》2016年第2期,第156頁。

[13] 熊秋紅:《 刑事簡易速裁程序之權利保障與體系化建構》,載《人民檢察》2014年第17期,第15頁。

[14] 參見劉靜坤:《被告人認罪認罰可探索適用速裁程序》,載《人民法院報》2015121日第8版。

 

[15] 廖大剛、白云飛:《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運行現狀實證分析--T市八家十點法院為研究樣本》,載《法律適用》2015年第12期,第27頁。

[16] 參見孫長永:《刑事速裁程序控辯協商是關鍵》,載《人民法院報》201599日第12版。

[17] 李本森:《我國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研究--與美、德刑事案件快速審理程序之比較》,載《環球法律評論》2015年第2期,第112-113頁。

 

[18] 參見冉容 孟偉:《最高人民法院召開論證會評估刑案速裁程序試點中期成果》,載《人民法院報》2015827日第1版。

[19] 參見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三庭:《輕微刑事案件速決機制的構建》,載《山東審判》2015年第5期,第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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