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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視與思考:法官助理列席庭審之必要性分析
——以直接言詞原則為切入點
作者:李卓領 紀長勝  發布時間:2017-10-15 15:37:42 打印 字號: | |

審視與思考:法官助理列席庭審之必要性分析

              ——以直接言詞原則為切入點

論文提要:

我國當前的司法改革中新設有法官助理這一崗位,因法官助理為新出現的事務,故而我國法律尚未對其予以明確規定,對其職責與運行約束也在探索與摸索之中。

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法官助理的職責大多有“草擬裁判文書”這一內容,但法官助理卻在多數情況下并不列席庭審,尤其是在案件壓力較大的基層法院,那么法官助理不列席庭審卻撰寫裁判文書是否與直接言詞原則相違背卻成為我們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

法官助理是法官的輔助人員,其輔助法官開展工作,輔助法官草擬裁判文書,裁判文書最終由法官審核修改并負責簽發,裁判文書的判斷權與決定權在法官手中,故而法官助理可以視為是法官裁判的一種延伸,實質上仍然是法官的裁判,法官助理并不是真正的裁判者,也就并不與直接言詞原則真正違背。

雖然如此,但卻可能會出現裁判文書質量不高的問題,故而,為了法官助理更好地撰寫符合案情的裁判文書,最大限度地減少與直接言詞原則的沖突,我們應以法官助理列席庭審為一般情形,以不列席庭審為特殊情形,鼓勵法官助理列席庭審,同時要求法官助理嚴格在法官在指導下草擬裁判文書,確保法官助理的運行不出現偏差。(全文共9649字)

 

主要創新觀點

1.角度新,理論界至今尚無對法官助理與直接言詞原則關系方面的論述,也沒有關于法官助理應否列席方面的論述,實踐中各地也對于該問題較為忽視,故而本文所選角度為全新的角度。

2. 數據新,本文統計了“中國庭審公開網”上司法改革首批試點六個省份法官助理列席庭審情況的數據,以此數據為基礎得出法官助理以不列席庭審為多數,以列席為少數的這一運行現狀,數據方面具有創新性。

3.內容新,本文提煉出域外國家或地區法官助理的三種模式,進而與我國的法官助理模式進行對比分析,為我國法官助理運行機制的完善提供合理化建議,在內容方面具有創新性。

4.結論新,對于法官助理是否必須列席庭審問題是理論界與實務界的所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通過文中的論述得出應以法官助理列席庭審為一般情形,以不列席庭審為特殊情形,鼓勵列席庭審的結論,同時要求法官助理嚴格在法官指導下草擬裁判文書,該結論具有創新性。

 

以下正文:

 

我國當前正在開展司法改革,不少法院開始設置法官助理這一崗位。雖然設置了法官助理,但法官助理在多數法院的實際運行中出現了以不列席庭審為多數、列席庭審為少數的實際上參與庭審()狀況,而司法改革中對于法官助理的職責要求又均有輔助法官撰寫裁判文書這一內容,那么法官助理不列席庭審卻撰寫判決書,是否與程序法的基本原則——直接言詞原則相違背,卻是我們一直所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

故而筆者以法官助理列席庭審之必要性分析為題,在文中對法官助理不列席庭審卻撰寫裁判文書與直接言詞原則之間的關系進行重新審視,進而對法官助理的運行機制提出完善建議。

一、 法官助理列席庭審之現狀分析

(一)運行狀況

在當前司法改革中,我國各地法院大多設有法官助理這一新崗位,因其是一個新出現的事務,故多數法院對于法官助理的職權、責任及約束、規范等均處于探索與摸索階段。

司法實踐中,主審法官大多將法官助理作為自己的助手使用,輔助自己開展工作,其內容就包括要求法官助理撰寫裁判文書。這雖然與我國司法改革的改革方向相符,將法官助理打造成法官的輔助人員,輔助法官開展工作,但對于法官助理是否應列席庭審,參與庭審全過程,在中央及各地司法改革文件中卻未對此明確予以規定,而且各地法院司法實踐中對此也做法不一,甚至一個法院內部因不同主審法官的要求不同也不盡相同。

筆者以首批司法改革試點的上海、廣東、湖北、吉林、海南、青海等六個省份為例(),在“中國庭審公開網”()上統計了法官助理列席庭審的數據情況。

1  “中國庭審公開網”上法官助理列席庭審數據統計表()

省份

庭審案件總數(件)

法官助理列席庭審案件數(件)

法官助理列席庭審所占比重

上海

161

23

14.3%

廣東

14412

2296

15.9%

湖北

8602

1027

11.9%

吉林

2329

151

6.5%

海南

87

59

67.8%

青海

4012

382

9.5%

總數

29603

3938

13.3%

 

從上表可以看出,上海、廣東、湖北、吉林、海南、青海等首批司法改革試點六個省份的法官助理列席庭審的案件數量占到這些地區全部上網庭審案件數量的13.3%,其中海南的占比最高(67.8%),其他省份的占比均未超過20%。筆者的該統計數據是以“中國庭審公開網”上的庭審數據為基礎,而進入“中國庭審公開網”的庭審案件基本上是各地法院在其本院內較為規范的案件,那些未進入“中國庭審公開網”的案件庭審中法官助理列席的比例會更低,由此可以推出,實際上法官助理列席庭審的比例很低。

由此可以看出,司法實踐中法官助理多數并未列席庭審,尤其是在案件壓力較大的基層法院。這一方面是由于法院或法官提升審判效率、解決案多人少矛盾的考慮,在法官開庭審理的同時,法官助理不列席庭審,其可以開展文書送達、調查取證、庭前調解、庭前證據交換、草擬法律文書等其他工作,進而能夠很大程度上提升工作效率。尤其是在不少基層法院一位法官動輒一年就審結幾百件案件的情況下,這也是無奈之舉。另一方面因為法官助理列席庭審的必要性不足。我國采用的是糾問式庭審模式,庭審活動由主審法官主持,即便法官助理參與庭審,其也是列席,主要是旁聽角色,既不能主持庭審,也不負責記錄(書記員負責記錄),多數情況下也不向當事人發問,在庭審之中發揮的作用較為有限。因此,司法實踐中多數法院或法官也并不強制要求法官助理列席庭審。

故而,在各地法院司法實踐中,尤其是基層法院,形成了法官助理以不列席庭審為多數、以列席庭審為少數的運行現狀。

(二)存在問題

法官助理的設置是為了緩解法官的辦案壓力,實現法官“員額制”的順利運行(),故而“草擬裁判文書”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法官助理的一項重要職責,該重要職責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及各地法院的一致認可與確認。

2  法官助理職責方面的政策與文件統計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我國中央和各地對于法官助理職責的規定,大多有“草擬法律文書”、“草擬裁判文書”這一內容,不僅在最高人民法院政策或文件之中有這方面的規定,在以上海、湖北為代表的各地司法改革文件或方案中也有這方面的內容,由此,可以看出“草擬裁判文書”成為最高人民法院及各地法院都認可的內容。

法官助理在不列席庭審的情況下草擬裁判文書,卻存在著一定的問題,這些問題容易被我們所忽視。

其一、法官助理不列席庭審卻草擬裁判文書,會產生與程序法的基本原則——直接言詞原則相違背的嫌疑。未列席庭審,也就未直接參與到庭審的言詞之中,在該情況下撰寫裁判文書,未免有違背直接言詞原則之嫌。

其二、法官助理不列席庭審卻草擬裁判文書,會導致出現裁判文書質量不高的問題。法官助理未列席庭審,對于庭審狀況也就并不十分了解,僅僅依據庭審的書面材料或證據材料就草擬裁判文書,不僅會影響其對于證據的判斷,使其無法對證據作出準確認定,也會影響其對于案件事實的認定,進而會影響法律適用的判斷,最終會影響到裁判文書的“正確”與否,導致裁判文書質量出現瑕疵。

上述兩個方面的問題在法官助理列席庭審的情況下,第一個問題不會發生,第二個問題有可能發生,而如果法官助理不列席庭審,則第一個問題需要商榷,第二個問題發生的概率也會大為提高。而且第二個問題是在第一個問題的基礎上產生的,與直接言詞原則也有一定的關聯。如何較好地解決這兩個問題,則需要引起我們的思考。

   二、法官助理列席庭審之理論分析

(一)直接言詞原則解析

直接言詞原則是大陸法系訴訟法的一項基本原則,不少大陸法系國家均確立了直接言詞原則,英美法系雖然沒有直接言詞原則,但也確立與之相似的傳聞證據規則()。

直接言詞原則要求法官親自參與案件的審理,并且要求案件據以裁判的證據都需要以言詞方式進行,未經在法庭上以言詞方式提出和調查不得作為裁判的依據。故而,也有部分學者將直接言詞原則稱為直接主義和口頭主義()。因此,直接言詞原則又可以分為直接原則和言詞原則兩部分內容,其分類組成可詳見下表。

3  直接言詞原則分類構成表

 

直接

言詞

原則

直接原則

直接審理原則

直接采信原則

言詞原則

未經言詞不得判決

未經言詞不得認定

 

1.直接原則

直接原則是指案件的審理法官必須親自參與案件庭審、接觸案件當事人,直接審查、認定與案件事實相關的材料。直接原則強調法官的“親歷性”,該原則又可以分為直接審理原則和直接采信原則。

其一、直接審理原則是指法官必須親自參與案件審理,聆聽法庭辯論,并親自作出裁判。該原則強調審理法官與判決法官必須一致,要求審理法官與判決法官一體化。

其二、直接采信原則是指法官必須親自參與證據調查與證據采信,直接接觸證據并最終對證據做出認定;證據未經法官直接接觸與認定,不能作為判決定案的依據。該原則強調法官對證據審查認定的親身親歷性,以避免非親歷所導致的審查認定出現瑕疵。

2.言詞原則

直接原則意在要求法官親自參與訴訟,而言詞原則則意在訴訟以言詞形式進行。故而,言詞原則是指一切審判活動均需在法庭上以言詞形式表現出來。言詞原則包含未經言詞不得判決和未經言詞不得認定兩部分內容。

其一、未經言詞不得判決,是指法庭的審理必須采用言詞陳述形式進行,法庭的一切審判活動,包括法官對審判的指揮,對當事人和證人的詢問,對證據的調查以及當事人雙方的法庭辯論、證人作證等均采用口頭陳述的方式進行。該部分強調的是言詞陳述是法庭庭審的唯一形式。

其二、未經言詞不得認定,是指法庭審理中的任何證據均應以言詞形式提出,各方當事人也應該以言詞的形式進行事實陳述、證據舉證質證,否則不得作為定案的依據。該部分強調的是未經言詞陳述不得作為法官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直接言詞原則有利于保障法官的“親歷性”,查明案件實體真實,最大程度地認定案件事實,防止錯案的發生()。同時直接言詞原則與我國當下司法改革所要求的“讓審理者裁判,讓裁判者負責”相符,符合我國當下對于庭審實質化的要求。雖然我國至今尚未明確確立直接言詞原則,但直接言詞原則已經部分確立于我國的法律之中,如《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九條、第一百八十七條,《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八條、第七十二條等,直接言詞原則正日漸成為我國訴訟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加之我國理論界也一直以直接言詞原則作為衡量訴訟法優劣的一個重要標準,訴訟程序上應采用直接言詞原則也已成為理論界的一個共識()。

(二)看似沖突

    法官助理不列席庭審卻撰寫裁判文書與直接言詞原則看起來是相互沖突的。表面上看,其不僅違背了直接原則,而且也違背了言詞原則。

1. 違背直接原則

直接原則,特別是直接審理原則,要求法官親身參與庭審,并親自作出裁判,其要求審判法官與裁判法官一致,而法官助理在未列席庭審的情況下卻撰寫判決書,導致出現了主審法官“審理”與法官助理“裁判”的情形,審判法官與裁判法官并不一致,致使“審理者”不裁判,與直接審理原則相違背。

2.違背言詞原則

法官助理未列席庭審,也就未參與到庭審的言詞之中,其多數情況下只是依靠閱讀庭審筆錄、證據材料等書面材料草擬裁判文書。因此,不參與庭審言詞就撰寫判決書,也就違背了言詞原則,極可能導致案件裁判出現問題。

    (三)實則不違背

盡管法官助理未列席庭審卻草擬裁判文書與直接言詞原則看似違背,實質上卻并不沖突。這是因為:

1.案件判斷權方面

法官助理缺乏獨立的判斷,其只是法官裁判的延伸。法官助理的設置是為了輔助法官審理裁判案件,法官助理在法官指導下開展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及各地法院的司法改革文件及方案中對法官助理也都是規定其“在法官指導下”、“在審判法官指導下”履行職責,也就是說法官助理并不具有獨立的裁判能力,不對案件證據采信、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等獨立作出判斷,其在撰寫法律文書之前需要法官給予指導。

法官會在法官助理開始撰寫前給予裁判方向,乃至在證據采信、事實認定、裁判說理、法律適用等方面都給予“要求”,法官助理按照法官之“要求”完成裁判文書草擬撰寫,法官助理的“裁判”實際上是法官的裁判,其是法官裁判能力的延伸,從實質上說仍是法官撰寫裁判文書。

2.裁判決定權方面

法官助理只是“草擬法律文書”,裁判文書的決定權不在法官助理手中。司法改革文件及各地實踐中,法官助理的職責也大多是 “草擬裁判文書”,此處的“草擬”有兩方面涵義:法官助理在法官要求下撰寫裁判文書草稿;法官對于法官助理草擬撰寫的裁判文書最后修改審核。也就是說,法官助理草擬的裁判文書需要體現法官的裁判意圖,并且法官最終會對裁判文書草稿進行修改審核(),以完全實現法官的裁判意圖。對于不符合法官裁判思維判斷的部分予以刪除或修改,對于符合法官裁判思維判斷的部分予以保留或完善,以使得裁判文書完全符合法官的認知和判斷,使得法官成為真正的“審理者”與“裁判者”。

故而,法官助理不列席庭審卻撰寫判決書,這一狀況與直接言詞原則看似沖突,在實質上則并不違背。雖然如此,我們也應注意在最大限度上減少與直接言詞原則相違背的問題。

三、法官助理列席庭審之比較法分析

域外也有不少國家和地區設置了法官助理這一崗位或與之相似的崗位,筆者接下來對比探討一下域外國家或地區在此方面的做法。

(一)域外做法

1.美國

美國屬英美法系,雖然沒有直接言詞原則,但有傳聞證據規則,與大陸法系的直接言詞原則較為相似。

美國的法官助理出現較早,也比較成熟。美國并不要求法官助理必然參與庭審,這就導致法官助理的很多工作處于幕后,輔助法官開展工作,美國的法官助理是法官個人的助手。美國法官助理的職責包括“從事起草備忘錄、收集學界相關理論觀點和研究成果、討論案件”(),進而提出判決建議、撰寫法律意見書、撰寫判決意見等()。

2.德國

德國的法官助理由司法公務員擔任,他們是法官的助手,協助法官開展工作,但獨立性很強,不對某位法官負責,他們只是對法院整體負責()。

德國法官助理的職責是輔助法官開展事務性工作,包括民事方面的接待立案及咨詢、計算收取訴訟費用、對鑒定及繼承順序的確認,刑事方面有罪判決的司法費用、羈押期限計算等。但德國的法官助理職責不包括撰寫裁判文書。

另外,德國在一些較高級別的法院會為法官配備法官助手,他們一般是來自下級法院的法官,他們的職責包括“旁聽開庭、提出參考意見、起草裁判文書”等(),雖然法官助手與我國的法官助理相似,但法官助手具有“法官”資格,其來自下級法官,輔助較高級別法官開展工作,與我國現行的法官助理制度有著較大的不同。

3.日本

日本沒有法官助理這一稱謂,但其書記官的職責與法官助理最為相似。日本的書記官并不是裁判官個人的助手,其履行的是輔助性的法律職責,主要是根據法官的命令行使原屬于法官職權范圍內的非裁判核心的事務性工作,包括“制作并保管有關訴訟文書和向法官提供各類法令及判例、調查判例、公示送達、扣押登記委托、記錄與案件相關的事宜、整理爭議焦點并形成文書” ()。日本的書記官并沒有撰寫判決書之職責。

 4.我國臺灣地區

我國臺灣地區的法官助理多為聘用人員,其不具有公務員身份保障,導致穩定性不足、流動性較高。我國臺灣地區法官助理的主要職責包括:整理卷宗、收集法官裁判所需參考法律意見或其他裁判意見;輔助法官草擬例稿式裁判文書(如準許假釋的文書);輔助法官整理判決所需的訴辯意見等()。我國臺灣地區對于法官助理是否列席庭審并未作出要求,因此法官助理是否參與庭審由法官或法官助理自己決定。

除法官助理外,我國臺灣地區還有一類與法官助理相類似的人員——司法事務官。他們承擔法官的部分非審判業務職責,其工作性質具有獨立性。他們的主要職責包括:其一、調解程序事件、保全程序事件、督促程序事件、公示催告程序事件、返還擔保金事件、確定訴訟費用事件等;其二、強制執行事件,但拘提、管收除外;其三、《非訟事件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所規定的非訟事件,如票據、公證、提存、拍賣、失蹤人財產管理、繼承、收養、會議意思表示、海事等事件;其四、其他法律規定的事件,如清算程序事件、協商成立的認可事件、強制住院事件、兒童及少年保護安置事件等。

(二)對比分析

從以上幾個國家和地區可以看出,根據法官助理職責不同,法官助理主要有三種模式。

其一、處理裁判輔助內容的法官助理。此處的處理裁判輔助內容,主要是指處理裁判文書的非核心內容,一般而言,裁判的核心內容包括證據認定、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和裁判主文部分,除此之外的內容屬于裁判文書的非核心內容。

該模式以美國的法官助理、日本的書記官和我國臺灣地區的法官助理為代表,美國的法官助理撰寫法律意見書、撰寫判決意見,日本的書記官“整理爭議焦點并形成文書”、我國臺灣地區的法官助理輔助法官整理判決所需的訴辯意見,這些工作都只是裁判文書的輔助內容,對裁判實質內容及裁判結果影響不大,盡管美國的法官助理撰寫判決意見,但其撰寫的是附于判決書后的法官意見部分,在法官助理不參與判決書事實認定、法律適用、裁判主文等方面撰寫的情況下,其在法官完成判決書后對于附于判決書后的“判決意見”進行撰寫,不左右判決的實質認定與實質裁判部分,且該判決意見也多是法官意見的體現,需經過法官之修改審核并最終決定,故而該情況下法官助理是否列席庭審對于法官助理的職責影響不大,與直接言詞原則也并不違背。

其二、處理非訟程序的法官助理。該模式以德國法官助理、我國臺灣地區司法事務官為代表,德國的法官助理輔助開展事務性工作,包括接待立案及咨詢、計算羈押期限、收取訴訟費用等,我國臺灣地區的司法事務官處理調解程序事件、保全程序事件、督促程序事件、公示催告程序事件等。在該情況下,法官助理具有獨立性,獨立處理一些非訟程序,該情況下法官助理實質上是“非訟程序程序法官”,且不少非訟程序無須開庭審理(如保全程序),即便需要庭審也是由法官助理直接主持,由法官助理直接與當事人接觸,該情況下法官助理既是審理者,也是裁判者,故而也并不違背直接言詞原則。

其三、草擬裁判文書的法官助理。該模式以德國的法官助手為代表,也包括我國臺灣地區的法官助理。德國的法官助手“起草裁判文書”,但法官助手是來自下級法院的法官,具有“法官”資格,且“旁聽庭審”,其“起草裁判文書”最后還要法官修改審核,故而德國的法官助手較好地處理了與直接言詞原則的關系,既不違背直接言詞原則,也避免出現裁判文書質量不高等問題。而我國臺灣地區的法官助理只“草擬例稿式裁判文書”,這些例稿式文書(如準許假釋的文書)很多情況下只需書面審核即可作出,無需經過開庭審理,且草擬的文書需要法官最終修改審核,故而也不違背直接言詞原則。

對比以上三種模式,可以看出,我國的法官助理運行模式與美國的法官助理和德國的法官助手運行模式更為相近,在個人助理方面,與美國法官助理更為相似,在草擬裁判文書方面,與德國法官助手更為相似,或者可以說我國法官助理是美國與德國法官助理的一種結合。

美國并未要求法官助理列席庭審,但其法官助理并不草擬裁判文書,德國要求法官助手草擬裁判文書,但需要旁聽庭審,故而在我國法官助理具有草擬裁判文書這一職責的前提下,是否要求法官助理必須列席庭審,以及如何處理好該問題與直接言詞原則的關系,則成為我國法官助理制度未來發展所需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四、法官助理列席庭審之發展路徑

(一)列席原則

法官助理應以列席庭審為一般情形,以不列席庭審為特殊情形,鼓勵法官助理列席庭審,同時在不同案件中予以區別把握。

1.一般情形

考慮到法官助理不列席庭審卻草擬裁判文書所產生的兩個問題,同時借鑒德國的法官助手運行模式的先進經驗,筆者認為,我國的法官助理應該以列席庭審為一般情形,鼓勵列席庭審。這是因為:

其一、法官助理列席庭審可以最大程度上減少與直接言詞原則的沖突。法官助理列席庭審,直接參與庭審言詞之中,可以最大程度上減少與直接言詞原則的沖突,避免違背之嫌疑。

其二、法官助理列席庭審可以提升裁判文書制作質量。法官助理列席庭審可以更準確地對案件證據、事實作出判定,更好地把握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問題,進而制作出更符合案情實際、質量更高的裁判文書。

其三、法官助理列席庭審符合相關要求。我國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2008年1月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關于在西部地區部分基層人民法院開展法官助理制度試點的實施方案》曾對法官助理應否參與庭審做出過規定,“為便于熟悉案情并更好地履行職責,法官助理應當參加案件的開庭審理,審判庭上應設置法官助理的固定座位”。雖然該文件系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發出,適用范圍也僅是西部地區部分基層法院,不具有普遍規范效力,但該文件卻也表明了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對于法官助理應否列席的一個態度,其至少是鼓勵參與庭審。

2.特殊情形

雖然鼓勵法官助理列席庭審,但并不是所有案件庭審都必須嚴格要求法官助理列席。存在特殊事由,或者對一些事實清楚、爭議不大的簡單案件,可以不要求法官助理列席庭審。這是因為:

其一、列席庭審并非強制。之所以將法官助理列席庭審作為一般情形,是因為列席利大于弊,可以較好地解決筆者在第一部分中提到的兩個問題,但這并不代表必須強制要求法官助理列席庭審,不僅理論上無此方面的要求,而且現行規定中也未對此作出要求。

其二、基于提高司法效率的考量。當前法院,尤其是基層法院基本上都面臨案多人少的矛盾,為了提高司法效率,對于一些簡單的案件可以不必要求法官助理列席。

3.具體適用

根據列席原則,需區分不同的案件,具體把握是否列席問題。

其一、復雜案件須列席。因重大疑難復雜案件,案情較為復雜、證據認定也較為復雜,同時法律適用問題也比較突出,法官助理列席庭審,可以更好地把握案情,制作出高質量的裁判文書。復雜案件,筆者認為其范圍可以包括二審程序案件、發回重審程序案件、再審程序案件、基層法院的簡易轉普通程序案件()以及標的額較大、影響較大或案件當事人較多的案件。

其二、普通案件鼓勵列席。在一般性案件中,應該鼓勵法官助理列席庭審,法官助理列席庭審利大于弊。

其三、簡單案件可不列席。因簡單案件的事實清楚、爭議不大,對于案件事實與法律適用問題都較為明確,因此是否列席對于案件最終裁判結果或裁判文書質量基本上不產生影響,此時法官助理可以不列席庭審。此處的簡單案件并不是指簡易程序案件,而是指事實清楚、爭議不大的案件,其范圍上可以包括民事的小額訴訟案件、速裁案件、案情簡單明了的案件、刑事的被告人認罪的簡易程序案件等。

(二)總體要求

無論法官助理是否列席庭審,對其均有一個總體的要求——法官助理在法官指導下草擬裁判文書()。這一方面是因為法官助理輔助法官開展工作,不具有獨立的裁判能力,另一方面是基于保證裁判文書質量的考量。

因此,在制作裁判文書過程中,法官助理應該注意與法官的信息交換,在法官指導下草擬,確保不違背直接言詞原則,同時保證案件裁判文書的裁判方向正確。

1. 草擬前由法官給予裁判方向

在法官助理草擬裁判文書前,法官助理應該首先熟悉案情,掌握案件的庭審情況及證據情況,同時法官應給出明確的裁判方向(裁判的主要內容),如包括證據采信、事實認定、裁判理由、法律適用等方面的裁判框架。

2.草擬中由法官給予具體指導

法官助理按照法官之要求草擬裁判文書,在草擬過程中可以隨時向法官請教裁判要點,乃至于裁判文書的格式、語言、段落、文本等,以保證裁判文書符合法官之要求。法官在發現法官助理草擬裁判文書有偏差時,也應該及時提醒糾正。

3.草擬后由法官審核修改并簽發

在裁判文書草稿完成后,由主審法官對于裁判文書進行審核、修改并完善,使得裁判文書符合法官之裁判意圖,使裁判文書成為法官的“裁判”,最終由法官對裁判文書進行簽發,并對裁判文書負責。

我國當前司法改革中所設置的法官助理,不僅需明確定位,嚴格在法官指導下開展工作,而且應明確列席庭審原則,以列席為一般情形、不列席為特殊情形,以便于最大程度上減少與直接言詞原則的沖突,同時制作出更符合案件實際與法官裁判思維的裁判文書,提升裁判文書制作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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