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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判決與判決后成立的訴訟外和解協議競合時效力問題研究
——兼談民法典對和解協議的規范
作者:李釗  發布時間:2017-10-09 15:38:53 打印 字號: | |

生效判決與判決后成立的訴訟外和解協議競合時效力問題研究

——兼談民法典對和解協議的規范

 

論文提要:

生效判決與判決后成立的訴訟外和解協議競合時的效力問題,因存在判決既判力、和解協議效力及民事執行程序等多個問題交叉本就疑難復雜,加之我國民事實體法對和解協議規定過于簡略,導致該問題爭論激烈。這一問題在實踐中最直接表現,即當事人之間于判決后達成和解協議,一方繼續依照生效判決向法院申請執行時應如何處理。本文將以這一問題為切入點,討論判決后和解協議的定義、成立與生效、性質,澄清有關爭議,并立足競合問題在實踐中具體表現,分情況討論解決方案,最終結合問題解決方案對民法典等法律的起草完善提出建議。(全文共9367字)

 

主要創新觀點

1.文章以實體法為基礎,以程序法為依托,對司法實踐中存在爭議的生效判決與判決后成立的訴訟外和解協議競合時效力問題進行詳細論述,并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分析提出該問題的具體解決方法。

2.文章從實體法角度,對民法典債法分則中設立“和解協議”專章的必要性進行論述,并對專章中如何具體規定提出建議。從程序法角度,對債權人異議之訴制度和訴訟和解協議問題進行介紹。以此探析爭議問題更合理的解決方式。

 

以下正文:

 

一、 問題的提出

雙方當事人于判決后達成和解協議,其中一方還能否向法院申請執行生效判決?如可以,被申請方能否以雙方已達成和解協議為由對抗執行?上述問題在司法實踐中素有爭議。按照與訴訟的關系,可將和解協議劃分為訴訟中和解和訴訟外的和解。其中,上述問題描述的判決后、進入執行程序前當事人在訴訟外達成的和解協議因判決既判力、和解協議效力及執行程序等諸多問題交叉而較為疑難復雜。我國法律對和解的規定多為原則性規范,內容過于簡略,法律工作者在司法實踐中往往難以直接適用法律解決該問題。上述問題爭議的本質,也即生效判決與和解協議并存時二者效力關系如何處理。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號指導案例即“吳梅訴西城紙業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旨在正確處理訴訟外和解協議與判決的效力關系”(1),意在通過案例方式對類似案件的處理方式進行指導,發布后卻引發各方學者的激烈討論,至今仍未停止。幾年來學者們從實體法和程序法角度提出多種見解,但就這一問題解決終未形成統一意見。

二、關于和解協議

(一)和解的定義

雖然我國法律并未對和解概念進行明確定義,但綜合參考學者意見及外國法規定,筆者將和解理解為:當事人為達到定紛止爭或防止爭執的目的而互相讓步而達成的契約。根據此定義,可以看出和解具有兩方面核心特征:1. 消除爭議;2. 互相讓步。而和解成立的要件,第一須有爭議之存在,第二須有終止或防止爭執之意思;第三須有互相讓步。(2) 正因和解定紛止爭之性質,成為當事人協商解決爭議、化解糾紛矛盾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立法例上,《德國民法典》第779條、《日本民法典》第695、696條、《法國民法》第2044條至2058條、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736至738條對和解均有專門的規定。(3) 我國實體法中,《合同法》第128條規定,當事人可以通過和解或者調解解決合同爭議。程序法中,《民事訴訟法》第51條規定,雙方當事人可以自行和解,更設第八章對法院主持下的和解也即法院調解程序專門進行了詳細規定,執行程序中對執行和解也有了進一步規范。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程序法對和解的規范多于實體法規范。這突出體現了實體法對該問題立法不足,民法典起草應予考慮增加相關規定的必要性?!逗贤ā冯m然認可和解為解決爭議手段,但分則中并無專章對和解協議的成立、生效、解除等情形進行詳細規定。因此,和解協議在我國實體法上還是無名合同。我國《破產法》雖然規定了和解協議,但尚不能構成實體法上的有名合同。(4) 實踐中,對其可參照合同一般規范適用。

(二)和解協議的成立和生效

在實踐中,本文所述討論的判決后和解協議可成立于不同的階段,依照分類方法不同,類型也有多種。(5) 但根據筆者分類,可將類型簡化為兩種:

1)判決(一審判決或二審判決)生效后,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

2)判決后,雙方達成訴訟和解協議,后當事人放棄某種訴訟權利(一審不上訴或二審撤回上訴),最終判決生效。

指導案例“吳梅案”中所涉及的,即第二種情況,此情況可能成立的是附生效條件的和解協議。(6) 也即以一方不上訴或撤回上訴為條件。此種條件僅在當事人對此有明確表示時才可成為生效條件。條件成立,和解協議生效。除此情形下,按照一般民法理論觀點,和解協議屬于諾成契約,當事人之間達成意思表示則成立(7),成立即生效。而也有學者認為,和解協議本質上是實踐性協議,而不是諾成性的。若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則協議無法律約束力。(8) 此種觀點混淆了合同成立與生效要件,存在一定的認識錯誤。無論當事人在上述哪種情況中成立和解協議,都會出現判決生效與和解協議競合問題。

(三)和解協議的性質

就上述情形下成立的和解協議性質,學界主要有以下兩種意見:

1.不執行契約說。持此種意見的學者認為,分析此種和解協議性質,應引入比較法上的不執行契約概念。不執行契約是指“當事人約定對于特定執行名義所載執行債權之全部或一部,執行當事人間約定不為強制執行或撤回強制執行聲請或于一定期間不為強制執行”(9)。不執行契約屬于執行契約的下位概念,屬于債務人異議之訴的典型事由。一部分持此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對該和解協議的“不執行契約”的定義肯定,可以認定和解協議并非私法上的和解(10),但也有學者認為,該和解協議本質上為私法契約,但其目的是為了達成一種有別于強制執行的契約,并不產生新權利義務關系。(11)

 2.私法行為說。持該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判決后成立的和解協議是當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礎上對生效判決所確立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重新安排,因此該和解協議屬于私法行為、民事合同。(12)該和解協議受合同相關法律約束,適用民事合同有關成立、生效、解除、撤銷的規定。

上述兩種觀點,其實是從程序法和實體法兩個不同角度對和解協議進行的定義,并非互斥關系。本文所涉及和解契約首先具有實體法上私法契約性質。不執行契約是與私法契約并行的程序法概念,和解協議究竟能否成為不執行契約,應根據實際情況對照定義進行判斷。若和解協議約定如“不得依據生效判決書申請強制執行”,則符合不執行契約定義,可認定該和解協議為不執行契約。但在大多數情形下,雙方當事人在判決后訂立的和解協議目的并非暫緩執行,而是通過協議解決現有權利義務爭議,因此在和解協議中并未沒有“暫緩執行”或“不為強制執行”的表述,這樣的和解協議不宜認定為不執行契約。更有觀點認為將此種和解協議定義為不執行契約就可以通過債務人異議方式提供后續程序救濟途徑,筆者并不贊同。首先,債務人異議程序在我國法律未規定而無法適用,其次,這種為某一目的而作出定義的方法本身就是不科學的。筆者認為,可引入不執行契約說定義判決成立的和解協議。但多數情況下還應按照和解協議本身的性質,認定其為私法行為,并適用債法規定進行處理。

三、關于本文所涉和解協議的爭議

(一)是否構成和解

依照上文,構成和解的重要條件之一,就是當事人對法律關系存在爭執。和解所稱爭執,系指當事人對于某種法律關系之存否、內容、效力等相反之主張。(13) 如按照筆者就本文討論的和解協議第一種分類,此時當事人所爭執的法律關系已隨著判決的生效而確定。而第二種分類,在判決生效前爭議法律關系尚不確定,雙方確因此存在爭執,是故并不違反和解的要件。但最終判決必然生效,判決所確立的法律關系明確。故,上述是否依然構成和解?一種觀點認為,如果某一爭執之法律關系已經法院確定判決者,該爭執或不明確之狀態已被排除,當事人原則上對此不得再成立和解契約。(14) 但另一種觀點認為,對法律關系本身沒有爭議,但對請求權的實現,如義務人是否自愿履行、強制執行能否實現權力等不確定,也被視為法律關系有爭議。(15) 兩種觀點分歧在于對“法律關系有爭議”的理解認識不同。觀點一只對其進行文意解釋,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以此立法認為此種情況不構成“和解”。而觀點二則做擴大解釋。德國法在此基礎上承認判決生效后,法律關系或權利義務已經明確的情況下,當事人可因權利實現不確定而達成的和解。(16) 對此,筆者認為上述所涉及的和解協議作為化解矛盾的一種私法契約,無論是否構成民法上“和解”,在我國法律未約定和解的前提下,都將適用民法理論對其進行分析。故本文將暫置爭議,仍以“和解協議”作為下文的表述方法。

(二)法律關系是否同一

按照民法理論,因當事人間若有為與確定判決內容相左之約定,僅將其視為當事人變更彼此之間的法律關系內容或者成立新的法律關系之約定。(17) 但上文兩種分類下成立的和解協議所確立的法律關系,究竟是對判決確立的法律關系內容的變更,還是確立了新的法律關系,亦存在爭論。一方觀點是和解協議僅是對判決之債內容的變更,并未產生新的權利義務關系。另一種觀點是和解協議確立的法律關系已與判決不同。當事人協議的目的就是用新債代替舊債,當事人之間債的關系已經喪失同一性,兩者并非債的內容變更,而是已經形成了債的更新。(18) 筆者認為,指導性案例已指出,和解協議對未生效判決確定的民事權利義務作出新的約定和處分。如果對照債之更新成立條件去看后一種觀點,當事人訴爭權利義務關系在訴訟程序中經判決書確定后,雙方之間形成判決之債,后雙方因合意達成和解之債對原有判決之債確定的法律關系作出新的安排。和解協議的內容雖然可能僅是對原判決確定給付的期限、內容等作出變更,但因和解之債更新了判決之債,前后兩個債權實際已經不同。第一種觀點主要問題在于忽視了上述兩種分類下成立的和解協議與一般和解協議的最大區別——生效判決的存在。正因生效判決,阻斷了原有爭議法律關系與后達成和解協議之間的聯系。所以,筆者同意后一種觀點,也即和解協議的法律關系與判決確立法律關系并非同一。

四、現有法律框架下競合時問題的解決

訴訟與和解,作為兩種解決爭議的模式,當事人自然可以選擇任何一種方式,亦可先后選擇兩種不同方式解決問題。正因如此,作為訴訟結果的生效判決與判決后訴訟外和解協議可能同時存在,以致出現競合問題。在實踐中,這一問題最突出的表現為當一方當事人跳過和解協議而根據生效判決內容向法院申請執行時,應該如何處理。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印發的《關于執行案件立案、結案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規定,執行案件分為執行實施類和執行審查類案件,執行實施類案件就包括本文所述當事人申請執行具有可執行內容的生效法律文書類案件。執行案件由立案部門審查立案(19),但這種審查并非實質審查。一般情況下,在生效判決中獲得利益的一方會在和解協議中作出一定讓步,和解協議確定的利益會少于生效判決確定利益,所以申請執行人在立案時不會主動提及雙方已有和解協議的情況。因為判決記載的權利義務狀況與實際權利義務狀況的龜裂,判決不能如實反映實際(20),立案部門在不知曉和解協議存在的前提下,會根據判決書內容認定被執行人存在不執行生效判決確定給付義務可能而準立案。執行案件立案后,被執行人一般會在執行程序中提出和解協議的存在,以此作為阻卻執行的依據。因為執行部門僅就裁判文書確定給付內容進行執行,并不會對法律關系進行實質審查,所以被執行人必須通過一定程序實現其目的。程序的選擇上,作為執行審查類案件的執行異議案件一般僅可對執行行為提出異議進行審查,審查范圍不包括實體權利義務爭議。但面對大量被執行人以和解為由主張消滅執行,我國在《關于人民法院辦理執行異議和復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七條第二、三款規定了被執行人在執行異議提出實體異議事由時不同的處理程序。(21) 按照最高法院觀點,被執行人提出異議原因為判決后出現的新事由的,可以參照執行行為異議程序進行審查。根據這一規定,本文中討論的兩種分類情況下成立的和解協議均涵蓋在執行異議審查的范圍內。

回歸競合問題本身,下文將依照實踐中出現的不同情況,以執行異議程序為依托,側重實體法角度,分為下述兩種情況進行討論。

(一)申請執行人受到不利益

此種情況表現為在達成和解協議后被執行人不履行義務。由指導案例“吳梅案”看,我國主流是認可和解協議無法對抗生效判決執行力,生效判決應予繼續執行的觀點。依照上文所述,本文所討論的和解協議均具有私法性質,而生效判決是經過訴訟程序而形成的具有既判力、確定力和執行力的公法性質法律文書。指導案例意見的基礎當然有私法契約低于判決效力觀點,但從實體法角度,也可以從和解協議的性質角度考慮。如果和解協議符合上文所述不執行契約的性質,則一方不履行契約內容,則可以將執行力凍結的狀態喚醒,恢復生效判決的執行。如果和解協議僅為私法性質契約性質,當事人在不履行和解協議時,原本有效的和解協議可能因違約解除等合同解除規則而失去效力。(22) 按照《合同法》的規定,合同當事人擁有約定解除權和法定解除權。和解協議中如約定類似“一方不履行協議內容,恢復原判決執行”條款,則協議訂立時約定了解除條件。如一方不履行,該條款成立,守約一方可通過行使解除權解除合同。如雙方并無類似約定,守約一方亦可以適用《合同法》94條規定的法定解除情形行使合同解除權。當守約方向法院申請執行立案后,法院通知違約方時,解除意思送達,此時和解協議解除,建立在和解協議基礎上的所有權利義務隨之消滅,此時執行原判決就具有了正當性。即使被執行人提起執行異議,在審查中也將因和解協議解除被駁回執行異議。

也有觀點認為,此種情況可以類推《民事訴訟法》第207條第二款(23)關于執行和解不履行的處理方法進行適用。執行和解作為和解協議的一種,在法律中已有較為明確的規定。但從實體法角度分析,執行和解本身,除與本文所討論的訴訟外和解發生時間不同,但性質相同,均為私法契約。在處理與生效判決關系的問題上,體現了立法者的觀點與意見。因此類似問題上,可以類推適用執行和解規定。

(二)被執行人受到不利益

也即申請執行人對和解協議約定反悔的情況,具體表現為被執行人實際已經全部履行和解契約內容,但是申請執行人依舊申請執行生效判決,或者履行期限屆滿前,申請執行人違反和解協議約定申請執行生效判決的情形。若單純依據公文書效力高于私法契約效力,而繼續執行生效判決書,則會構成學理上的“不當執行”,也即該執行本質上并不違反執行法院的職權規定以及強制執行法的程序規定,但執行的結果卻與實際的實體法權利義務狀態不符合。(24) 第一種情況,和解協議對原判決確定法律關系已經形成了債的更新。和解協議履行完畢后,雙方之間債的利益也因履行而實現,執行的基礎已不存在。故不應再對原判決進行執行。我國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意見,對這一論述給予了認可。(25) 實踐中,如果債務人已經履行,在債務人只需舉示執行前和解協議及支付憑證,若無爭議,則執行機關在審查后應當直接予以認定,并終結債權人提起的強制執行程序。(26) 第二種情況,雖然和解協議還未能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但和解協議作為更新后的債權,執行其確定的權利義務關系更符合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也更符合誠實信用原則。但在此前沒有相應程序保障的情況下,和解協議的私法效力無法直接對抗生效判決執行力。實踐中的一般做法也即被執行人就申請執行人違約部分另行起訴主張違約責任。(27) 以此消解“不當執行”給被執行人造成的損失。但就被執行人就和解協議另行起訴,常因“一事不再理”原則遭受質疑。一方面原因如上文提到,認為和解協議只是實現判決確定的權利義務的手段,與原判決所涉及訴訟標的屬于一事,不應再被重復解決。更有學者認為,另行起訴即使可以依然不能夠對抗強制執行,因此并不能實質解決該問題。雖然另行起訴不能解決消滅原有判決執行力,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作用。和解協議確定的法律關系,與判決已非同一,因此并非一事,可以再爭執。正如有的學者提到,執行前和解協議是原訴言詞辯論終結后產生的新事由,不能被原確定判決的既判力所遮斷,因此能夠就該和解協議再行爭執。(28) 依照和解協議另行起訴具有理論基礎。在司法解釋將此種情況納入執行異議程序中后,法院將可以通過相應程序考察實際權利義務關系,并作出最終判斷。但另行起訴依然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之一。

五、未來解決方式探析

上文已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對問題的解決方法進行了論述。但是,這些方法是否能夠真正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比如,雖然司法解釋規定了被執行人就實體問題提出執行異議可以參照執行行為異議程序進行審查,但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僅規定參照適用,而不對具體問題進行規范,易造成適用中的混亂。不同審查人員理解不同,可能造成適用標準不同,最后可能造成類似案件審查結果不同。如果繼續使用另行起訴方式解決問題,有學者認為可能會出現一個糾紛在訴訟上不斷延伸的局面,司法的可預測性、權威性蕩然無存。(29)雖然也有學者指出這樣并不會造成如此嚴重后果,但這種擔心也并非多余。也正因如此,我們需要繼續探討這一問題未來的解決方式。

實體法角度,應在民法典起草中將和解協議作為有名合同在債法分則中做明確規定。此為解決問題之基礎。和解協議作為一種常用解決爭議方式,因其私法自治性質,在實踐中經常被使用。而我國法律對其規定不明,與實踐的嚴重脫節。一般民眾不可能如法律工作者一般適用民法一般原理去分析和解協議,只有在法律中明確和解協議的定義、性質、效力及消滅條件等,才能更好地發揮法律對當事人行為指引作用,同時可以一定程度上減少因和解協議而引起爭議的可能性。筆者認為,如民法典起草中設立“和解協議”專章,可設立四條規定:第一條為和解協議的定義,其須體現消除爭議和互相讓步兩個核心特征。第二條為明確和解協議所解決之爭議內容,可將其確定為法律關系爭議及上文討論的生效判決確定義務的請求權實現問題爭議兩方面。第三條確定和解協議的訂立形式,一般情況下可不作要求,但若協議內容涉及租賃、借款等債法性質,應按照相關合同規定采用書面形式訂立。和解協議的無效、撤銷和解除等問題,如無特殊性,實踐中可直接適用債法總則中相關規定,在專章中可不必規定。但關于認識錯誤而撤銷和解協議問題,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738條規定,和解不得以錯誤為理由而撤銷。究其原因,在于和解之目的不在乎事實之真相,而在于終止或防止爭議發生。(30) 這就導致可能出現當事人因認識錯誤達成和解協議,和解內容并未反映實際法律關系的情況。但為保證和解協議的穩定性,一般認識錯誤不能成為撤銷和解協議的理由。為兼顧特例,738條又通過但書列舉了例外情形。我國民法典起草也可借鑒該條立法方式,和解協議專章第四條可規定:當事人除對和解協議中重要爭議問題存在誤解,不得以重大誤解為由撤銷和解合同。

程序法角度,可引入比較法上“債務人異議之訴”制度。此為解決問題之手段。該制度是指由債務人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決不許執行,并由此判決向執行法院提出,由執行法院撤銷強制執行。也即,債務人通過訴訟的方式消滅了前次判決的執行力。從立法例角度,德國等國家、地區民事訴訟法對債務人異議之訴制度均有所規范,我國現階段法律雖沒有相關規定,但我國強制執行法(草案)對這種制度也有所涉及。(31)從草案內容看,可將本文所涉及的和解協議歸入消滅債權人執行請求的事由之一。因此,對上述討論中被執行人受到不利益的情形,被執行人可以借助債務人異議之訴解決問題。在債務人異議之訴中,法院可審查和解協議的效力問題,以此判斷是否能夠依據和解協議阻斷判決執行力。債務人異議之訴較另訴方式的目的更加直接,效果也更加顯著。當然,強制執行法通過尚需時日,雖然法律認可執行異議作為解決這類糾紛的模式,但仍需在適用上對其進行規范。

    若將視野擴大至全部和解協議類型,按照現行法,當事人即使在訴訟中達成和解協議,也必須向法庭申請將和解協議內容制作成調解書,或一審階段由原告撤訴、二審階段由上訴撤回上訴。兩種方式無論使用哪一種都會造成訴訟程序臃余,本可在一個訴訟程序內解決的問題卻衍生出多個訴訟程序。在今后立法中,是否可以借鑒外國法經驗,確認在訴訟中達成和解協議的效力,賦予其執行力。(32) 如此一來,可使一部分訴訟外和解轉化為訴訟中和解,許多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責任編輯: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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